还有一年，59岁的余世学就要退休了。廉政瞭望·官察室记者见到的他虽坐在办公室里，却穿着一双适合下地干活的老布鞋；他戴着一副眼镜，有着文化人的气质，却手掌粗糙。
前不久，他才从木里藏族自治县屋脚乡回来。作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研究员，他刚完成凉山州农业科学院一个马铃薯项目的验收工作。测产数据显示，“川凉薯17”亩产高达3888公斤——这个数字，比他38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翻了番。
“那时候，玉米亩产400公斤就算高产了，马铃薯能突破2000公斤就很不得了了。”他的语气中透露出对现代农业科技的激动。
1987年7月，21岁的余世学从四川农学院（今天四川农业大学）农学系毕业，按分配政策来到凉山州农技站。他是凉山盐源人，祖籍冕宁，从考上大学那刻起，就注定要回到这片土地。
“远看像要饭的，近看像挖炭的，走拢一问是农技推广站的。”他至今记得当年形容农技员的顺口溜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凉山，交通闭塞、物资匮乏，农业技术推广还在起步，条件艰苦，农技员工作起来就是被调侃的那种狼狈样。
文 |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李浩瑄
余世学（右一）在超级杂交稻单季每公顷19吨高产攻关德昌基地收水稻。
驻点：与土地相熟
刚到农技站，余世学被安排到海拔2380米的布拖县则洛乡（现划归至特里木镇，为则洛村）驻点。
“乡上没有班车，离县城将近4公里，要么走路、要么骑单位配的自行车到县城，再坐班车回西昌。”他每月只有发工资那几天回一趟家，领了现金又匆匆返回。驻点的日子，余世学和前辈们承担起全国荞麦、马铃薯、玉米等试验项目，还培养了十几名彝族农技员。做试验、干体力活时召集农技员一起；室内分析、考种这些技术活，则自己动手。
“他们大多小学没毕业，不识字，只会彝文。”余世学说，当时全靠一位叫吉斯古格的彝族“老革命”当翻译，“他是最早培养的农技干部，汉语很熟练”。
1988年春天，农业部“温饱工程”在则洛乡试点玉米地膜覆盖技术——余世学告诉记者，这项技术在1985年才引进凉山，起初只是小范围试验，他参加工作时正好赶上大面积推广的起步阶段。他跟着当时的副站长魏太忠、点长吴志金带着农技员挨家串户做动员，有老乡堵着门摆手：“地膜要钱，化肥也要钱，种砸了咋整？”余世学和其他驻点人员向局领导汇报后决定赊销农资：春天先把地膜、肥料赊给老乡，秋天收获玉米后，要么卖粮还款，要么直接用玉米抵扣。“当时彝族老乡收入低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只能用这种方式帮他们迈出第一步。”余世学说。
做试验的播种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，“不然没法对比数据，就算加班加点也得干完，不像农民可以第二天再弄，那时候没有自动化工具，全靠手工。”
有一次，余世学一锄头下去铲到了自己的脚趾头，指甲盖都翻了，带他的前辈找了树上的藤蔓给他敷上止血，“还真有用，没条件消毒处理，但也没感染，就这样慢慢恢复了。”
那年秋收，1000多亩地膜玉米黄澄澄铺在山坳里，亩产达450公斤，是传统种植的两倍，彝族老乡背着最好的玉米棒往乡政府送。也是这年，他和团队在乡上配给的科研“自留地”，把老站长从内蒙古带回的薯种“克疫”实生籽培育成“凉薯14”——这个抗晚疫病、煮着吃又粉又沙的品种，至今仍有农户在种植。
“现在市场上主推的是‘青薯9号’，产量还要高些，但老乡还是喜欢‘凉薯14’的口感，种来自己吃。”他说。
坚守：对土地长情
在凉山，农技推广不只是技术活，更是人与人的交道。余世学记得，每年11月收完玉米，老乡杀猪都会给驻点送肉，“我们去村里也是被热情招待，他们喊我们喝水，还给我们做饭。”
1989年去雷波下乡，余世学等人走到一户老乡家找水喝，对方直接锁上门不让走，杀了鸡留他们吃饭。“最后还是吃了才走。”也是这些瞬间，让余世学愈发坚定自己当初的选择。
余世学并非没有失手。
20世纪90年代在西昌市兴胜乡搞莲花白后茬玉米高产试验，余世学听老乡任吉林说地里没有地下害虫，就没坚持要求药剂拌种。结果玉米出苗后，全被“小地老虎”啃光了。
错过了播种季节，补种后也达不到高产目标。“那次是真的特别丢脸，跟领导汇报，领导让我吸取教训，我又去跟老乡道歉，老乡倒是很豁达，跟我说‘种庄稼不好也就是一季的事’。”从那以后，余世学明白技术方案不能打一丁点的折扣。“之前布拖地下害虫并不严重，没想到在兴胜乡这边是突出问题，这也让我知道技术还得因地制宜。”
后来他主持玉米高产攻关，想在亩产1吨以上突破，却多年未果。2008年在盐源搞“攀西地区增粮增收工程”时，他已当上农技站站长，却因品种和气候问题，亩产只有900多公斤，始终差了一点。
“最终是省农科院的老师突破了亩产一吨的目标。”他语气中没有不甘，只有欣慰，“出成果，是为了造福百姓，谁成功都是成功。”
凉山的土地到底适不适合种粮？
余世学引用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话：“顺天时，量地利，则用力少而成功多；任情反道，劳而无获。”他说，农业不是蛮干，是科学。
尽管挑战仍在，诸如凉山仍然存在机械化程度低、季节性缺水、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，但他对凉山的农业未来充满信心。他相信，随着家庭农场、智慧农业的推广，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土地上。
38年间，余世学不是没有机会离开。
“当时搞专业的人少，很多人从政、改行或留在城里。”但他留下了。他说，是老站长魏太忠和前辈吴志金那样的人影响了他。
吴志金比余世学年长几岁，彝语说得好，常年蹲点基层。1993年，他在乡上因意外成为植物人，三年后去世。
“我们后来评成果，都把吴志金排在前头，算是对他的纪念。”余世学说，“看到老乡从吃不饱到能吃好，那种成就感是实实在在的，我没有理由不坚守在这片土地上。”
挑战：新的角度看土地
在基层干了几年后，因办公室一名干部退休，字写得还行的余世学被调回州里。
“办公室工作很杂，不再局限于高山作物，水稻、小麦都要管。”他说，38年工作中，印象最深的仍是在基层那几年，“虽然艰苦，但出的成果很有意义。”
后来先后当上副站长、站长，余世学早已不是那个骑着自行车下乡的年轻人。作为站长，他的职责更多在于组织项目、主持验收、撰写建议，但他从未离开土地。2013年起，余世学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，履职十余年间，他的建议始终沾着泥土、带着稻香、冒着热气。
随着生态好转，野生动物频繁“下山抢粮”。“野猪、猴子成群结队，老乡半夜要起来敲盆驱赶。”余世学说。他在调研中发现，理赔程序复杂、补偿标准不统一，严重打击了农户种粮积极性。
2025年1月，他作为四川省人大代表，提交了《关于建立省级野生动物损坏农作物赔偿机制的建议》，呼吁加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、简化理赔流程、研发防御设施。
“我们不能只让农民承担生态保护的代价。”与此同时，粮价低迷、种粮收益不高，也让他忧心。“现在，稻谷才两块多一斤，玉米一块多，靠种粮供孩子读书都难。”他建议推动“粮经轮作、套种”模式，如在冕宁推广“粮烟复合”种植，既保粮食生产，又增农民收入。
“当上人大代表后，眼界变了，以前只关注农业技术，现在会看计划报告、预算报告。”这些年，在余世学看来，凉山农业没有突变的转折，只有渐进的改善。
取消农业税后，老乡种粮积极性提高，凉山从2004年起连续19年粮食增产。2020年，凉山全面脱贫。余世学的工作重心也从“温饱”转向“致富”。他参与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，推广高标准农田，参与超级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项目。
从关心能否吃饱，到关心大家能否吃好，再到现在怎样才能种粮致富……余世学亲历了作物产量的跃升：从玉米亩产400公斤、马铃薯突破2000公斤就了不得，到如今德昌的袁隆平团队水稻亩产1251.5公斤，盐源玉米亩产1248公斤。
农业机械的普及更是天翻地覆：“以前种洋芋靠牛犁，现在播种机、微耕机都普及了。”
至今，余世学仍行走在田间地头。
38年，足够一个生命从出生到中年，也足够一片土地从贫瘠走向丰饶。长达300多公里的安宁河，从崇山峻岭的小涧，汇聚成悠悠长河，滋润着大河两岸平坦的沃土田畴，造就了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谷平原。
如今，安宁河谷平原以其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被誉为“天府粮仓”凉山片区。余世学是千万农技人员中的一个。他们用一生，在凉山的褶皱里埋下种子，迎来一个又一个丰收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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